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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抢走了工厂里的年轻人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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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抢走了工厂里的年轻人?


年轻人不爱进工厂,可能不只是钱的事。

文丨华商韬略 宽 叔

工人年年缺,今年最严重。

廊坊一家电子厂的HR王璐春节前就因为招工很犯愁:“不少员工都回家了,整个1月份我都在和各种中介联系,催他们招人。”

中介也着急,“时薪都涨到40元了,一天400元,还是招不够人。”无奈之下,王璐只好联系一些以前在工厂里工作过的工人,但打了近百通电话只“召回”5个人。

“有总比没有强”王璐自我安慰道。本想着春节后情况会好一些,结果发现,招人更难了。

谁抢走了工厂里的年轻人?


像王璐这样为找人操碎心的人不在少数。

从北方到南方,最近这些年,提到开工厂,很多人最大的担忧就是,到哪里找工人。

去年以来的疫情,让招工难的问题更加突出。经济复苏持续加速,企业订单爆满,需要加班加点,但疫情导致人员流动减少,有时只能找中介或劳务派遣公司安排一些临时员工顶上。

一位工厂主说,去年以来,他的车间工人就没真正招满过,有三分之一左右是临时工。

对于生产性企业而言,临时工只是权宜之计。毕竟临时工的技术和熟练程度不如正式工,工作效率和成品质量没法保证,遇上大订单,心里更没底。

人难找的同时,还有人更贵。北京大兴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向华就介绍说,现在一个临时员工的日薪都到了300元甚至400元,这还不包括中介服务费。

在制造业更发达的广东等地,用工荒问题更为普遍。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,今年春节后,服装加工厂林立的广州海珠大塘村一带,招聘市场已出现了老板排长队等着被挑的场景,常常是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们手持招工牌和样衣,等待着工人们的选择,但常常两三天也招不到一个人。

一位老板感叹,世道真的变了,之前是工厂挑工人,贴个广告就有人来,现在工人挑工厂,“不只是今年,而是早就很难了,越来越难了”。

作为外出务工人员主要输出地的西南地区,工厂招不到工人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。

春节前,一家为成都富士康招工的中介,招人招到了北京。他们在招聘启事中写道:急招组装工、操作工、质检员,要求18-45周岁,有无经验均可,300元一天,北京发车,免费买到成都的高铁车票。但广告发出很久,也等不到什么回音。

招人难,不少公司开始想方设法让老员工带人。

比如,绿源新能电子日前发出通知,鼓励老员工介绍新员工入职,介绍1-4人奖励500元/人,介绍20人及以上奖励1000元/人。

来自权威部门的数据,也在印证制造业的人力短缺问题。

1月26日,人社部发布了“2020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‘最缺工’的100个职业排行”。从总缺口上,第四季度从第三季度82.4万人上升到了92.9万人(上升12.74%)。

在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,有36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。与上一期相比新进排行25个职业中,有15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,占比60%;短缺程度加大的34个职业中,有16个职业与制造业直接相关,占比47.1%。

近些年缺工问题不时出现,而且越演越烈,人们不禁要问:人都到哪里去了?

谁抢走了工厂里的年轻人?


谁抢走了工厂里的年轻人?


制造业缺工,固然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,但老龄化进程还没有那么快,根源在于,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再进工厂了。

2021年1月底,在河北邯郸临漳县老家一年多没外出的小伙娄小飞(化名)接到了王璐的电话。娄小飞以前在王璐所在的电子厂工作过几年,电话接通后,王璐开门见山,说出了想高薪“邀请”娄小飞回去上班的想法。不过,娄小飞婉拒了王璐的邀约。

“现在不想再去流水线上干活了,一天10多个小时,累得要死,也挣不下多少钱。”

家住保定农村的陈夏也和娄小飞一样不想再回工厂上班。陈夏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就去了一家工厂,一干就是5年。她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过往这5年的工作经历:拿时间换金钱,所谓的技术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,只有快慢没有技术含量。“每天两点一线,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,一个月最多休息4天,没有生活,没有娱乐。”

陈夏说,比起枯燥的工作和生活,更让她感到绝望的是看不到前途和未来。“岗位都是可替代的,随便招个年轻人就能顶替你的位置。这里没有晋升空间,如果不是正规的大学毕业,只能做到班组长,打工十年也只能在底层,晋升根本轮不到普工。”

江西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辅导员赵老师介绍,以往他们很多毕业生的头一份工作是工厂技工,而现在有些学生毕业之后宁愿自己做网店、开专车也不去工厂。

据他提供的数据,2020年他所带的毕业生有280多人,去工厂的只有不到30人,占比只有十分之一左右。而在四五年前,这个比例会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。

今非昔比。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工厂,背后有工作辛苦乏味的因素,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就业选择空间广阔了、多样化了。很多年轻人不去工厂上班,也能找到一个体面且赚钱轻松的职业。

科技进步催生许多新职业,快递员、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,直播、电商、自媒体,拍短视频等,这些工作少了苛刻的时间约束,多了一份与人交往的乐趣,收入也不菲。

而且这些工作更符合年轻人的兴趣和追求,年轻人自然前赴后继,而那些本身就拥有高学历、更多选择的年轻人,以前都不进工厂,现在就更不想进了。

以前招工的另一个核心群体农村青年,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,做农民比做工人收入更多,前途更好,而且更自由,也在越来越多地方现实。

福耀玻璃的创始人曹德旺此前向媒体感叹:“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,宁愿去送外卖,也不愿意去工厂了,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。”

谁抢走了工厂里的年轻人?


年轻人抗拒进工厂背后折射出来的职业选择多样化和科技进步,固然值得欣慰。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,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,更不能让制造业人才长期供不应求。

看不到前途和未来,是很多年轻人不去工厂的理由。其实,这只是被工厂墙外的繁华遮蔽了眼睛。制造业并不低等,工人也可以大有前途,制造业也从来不缺少“造富”的故事。

30多年前,21岁的王来春成为第一批富士康员工。每天下班后,别的女工不是休息就是去逛街,王立春则偷偷回到车间,在不同的工位上调试机器,想办法提升生产效率。她还悄悄地跟老板郭台铭和厂里的其他管理层学,学他们怎么管理工人。

努力总有回报。十年时间,她从流水线女工升到课长。32岁的时候,不甘于一直做工人的王来春决定自己创业,于是有了后来的上市公司立讯精密。

当立讯精密成功上市,王来春被“百亿女富豪”“千亿帝国掌门人”光环笼罩的时候,她也从不避讳谈起富士康的打工生涯,她说“能与凤凰同飞的,必是俊鸟。”

从车间打工人逆袭成为富豪,又何止王来春。

“亚洲铜王”、正威集团创始人王文银也是打工仔出身。1993年,王文银南下深圳,在一家生产电源线、插头的日资企业做仓库管理员。两年后离开这家日资企业时,王文银收获了人脉、行业经验和第一桶金,为他日后的创业打下了基础。

2019年,王文银创立的正威集团营收已经高达5200亿元。回忆起在工厂的打工岁月,王文银依然感慨地说,“打工的日子让我受益无穷”。

中国女首富周群飞的故事更励志。因为家境不好,周群飞15岁便辍学到广东一家生产手表玻璃的工厂打工。既无学历又无背景的她坚信“技多不压身”,想改变命运,唯有一个字:学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周群飞业余时间自学的一项技术——丝网印刷,后来凭借这项技术,周群飞盘活了当时濒临破产的工厂,帮工厂顺利渡过了危机。三年后,周群飞离职创办了一个小作坊,干起了丝网印刷加工的生意。

后来,周群飞进入玻璃镜片行业,创立蓝思科技,转型研发手机视窗玻璃,身家暴涨至千亿。

这样的案例,在中国企业家中比比皆是。国内液压元件龙头恒立液压创始人汪立平、玻纤行业全球最大制造商中国巨石创始人张毓强、全球最大的纺织企业魏桥集团创始人张士平……他们都曾拥有过难忘的车间工人岁月。

一个人不论起点在哪儿,只要有强烈的欲望和勤奋的性格,依旧可以成就一番事业。

制造业和工厂能够承载起年轻人的理想和抱负,也给了年轻人更多机会和更大的舞台。2015年5月,国务院印发了《中国制造2025》,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,这也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。

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,关键在于技术,核心在于掌握技术的人才。这就需要更多本领高强的技术工人支撑,呼唤更多大国工匠。

技术工人尤其是高技能工人短缺的问题,早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。

人社部近日提出,到2021年底,努力实现全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%以上,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%以上的目标。

让人才,尤其是年轻人才回归制造业,从来没有变得如此重要和迫切。

年轻人对制造业的认同需要靠教育和引导,但让年轻人招得来、留得住,还得企业先“栽下梧桐树”。我们固然可以倡导艰苦奋斗,但良好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更能激发工作热情。

于是,改善工作条件,提高工人待遇,就成为留住工人一个不得不提的建议。这样可能会增加成本,减少企业利润,但是可以这样算一笔账,如果员工稳定,生产不会受到缺工影响,也可以节省临时招聘的经费开支。一句话,给工人“加鸡腿”的钱可以通过管理效率“报销”。

王璐说,他们厂已经开始制定新的工资方案,预计所有的时薪制员工加班小时工资都会上涨。比如,平时加班时薪会由17元调高到20元,周末加班时薪由21元调高到25元等。

让年轻人沉下心来从事制造业工作,归属感的获得与满足也非常重要。

谁抢走了工厂里的年轻人?


良好的企业文化,有助于企业形成凝聚力、吸引力和竞争力,也有助于员工形成对企业的强烈认同感。建立合理的企业文化制度,形成积极向善的企业文化氛围,既是企业的软实力,也能培养员工对企业的热爱和情怀。

让年轻人进得来、留得住,是新时期工厂需要考虑的新问题。

文章来源:华商韬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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